[10]我国1982年宪法基本恢复了1954年宪法中行政区划的内容，并对后者有所发展。
然而，从当前各地政府的执法权下放的实践来看，行政执法权下放制度还存在进一步优化的空间。[24]例如，四川省将委托和下放统称为赋权，南昌市则将下放、委托、赋权相并列。
如果是采用委托方式下放，则只需要考虑承接主体是否符合委托的法定条件。甘肃要求执法权下放决定报省委编办、省司法厅备案。县区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不能作为行政执法权下放的主体，居委会和村委会不得作为行政执法权下放的承接主体。例如，《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38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产停业或者吊销许可证……2021年广东省政府决定将该项行政处罚权下放给广州、深圳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由于只是以委托方式下放，广东省政府有权自行决定，但如果采用的是授权方式则必须有特别法依据。早期的执法权下放主要是指执法权委托给乡镇。
其次，行政法上的交办是指下级行政机关处理上级行政机关指派的具体事项，而不是将某项抽象的行政权力交给下级行政机关。设立派驻机构以及服务窗口前移等执法力量下沉方式很多时候也被归入行政执法权下放现象，但这类行为并没有引发管辖权转移的法律效果，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行政执法权下放。[31]关于监察制度改革的试点、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等，是其中的代表。
在社会领域输出宪法精神，改造社会主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宪法在这一领域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向。必要时，送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从中国宪法适用实践看，宪法表现出在不同领域间灵活的功能转换。单单国家目标规范的本身并不具备任何影响力，它必须由立法者接纳，并且只有当他根据时代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与可能性转化成为实体法后才能被实践出来。
当宪法适用主体依据宪法条文做出合宪与否的裁判时，宪法是在争议解决领域发挥裁判基准的功能。1.政治空间的宪法仪式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决定实施宪法宣誓制度，[43]2018年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将宪法宣誓制度写入宪法。
与在民主政治程序中进行制度正当性论证不同，宪法争议的合宪性判断需要遵循裁判说理的逻辑结构，在形式化和规范化方面加以完善。正如孟德斯鸠将司法从行政中分离出来从而建构了现代国家的分权结构一样，宪法争议解决也是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实施宪法不可回避的领域。宪法是现代民主国家的制度要素，在功能上具有开放性。[62]参见郑磊：《备案审查报告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131-132页。
在社会共识形成领域，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多种方式加强制度权威，其中宪法所发挥的功能是为多元利益主体的社会共识提供宪法规范依据。[42]宪法是现代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宪法可以发挥重要的法律符号功能。这种互动是双向的，一方面宪法基于社会发展而将新形成的共识以宪法解释或修正案的形式补充进宪法文本中，另一方面宪法在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也将宪法共识贯彻到不同的社会领域，从而对于塑造公民宪法意识形成宪法秩序起到规范作用。宪法在社会生活中的显示度越高，宪法的法治符号功能越强，宪法凝聚社会共识的功能发挥的越好。
[23]上述个案合宪性审查中表现出明显的民主回应性和论证结构的多层次性。二、宪法实施和研究的领域自觉为什么要形成宪法实施的领域自觉这一问题，与宪法客观上在多种社会领域发挥功能相关。
[36]拉兹主张法律与道德的绝对分离，主张某一社会如果受到法律的制约，那么这一社会的法律体系必然是最重要的制度化体系。[17]其二，对法律规范背后的制度整体提出审查建议。
[58]郑磊、王翔：《2020年备案审查工作报告评述》，载《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4期。对于人大授权改革决定的合法性、合宪性尽管观点不一，但是人大授权改革的实践经验已经相当丰富，这种改革实践的合法性支撑来源于宪法对于国家权力结构的规定，深入到人大在中国的权力结构看，由于中国政权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其他国家机关由人大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其二，根据宪法关系的客体或者对象进行划分，分为国家权力运行、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国家法制统一、经济制度确认和经济发展、国家统一和世界和平等，[26]这是将社会关系转化为宪法关系后，对宪法功能领域的法律抽象。[14]同前注[12]，翟国强文。关键词: 中国特色 宪法实施 功能 领域自觉 一、问题的提出我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宪法实施的核心机构，承担宪法修改、宪法解释、法律制定、合宪性审查等重要职能。对于给定的制度目标，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权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决定采取何种制度机制解决问题，而不受其它国家机关的干涉。
这些二阶优先性理由压倒潜在的竞争性理由，这不是因为比那些理由更重要，而是因为排除了行动者根据那些理由来行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在《2020年全国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中专节规定了宪法普及活动，承诺推动宪法进企业、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军营、进网络、进万家，让宪法宣传天天见、处处见。
宪法国民教育的制度目标是培养具备宪法精神、尊重宪法规范、认同宪法根本制度安排的合格的现代公民。[35][英]约瑟夫·拉兹：《法律的权威》，朱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59]熊德中、韩丹：《判决书充分说理的条件及其应用》，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将宪法中的概括性规定通过法律化的方式制度化，是宪法的根本法地位的实现方式，也是制度建构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的依据。
前者造成对中国特色宪法实施体制机制的误读，后者造成对具体宪法条文的专业解释不足，形成了宪法涵义的主动阐明与规范社会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其一，根据社会关系领域进行划分，可以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婚姻、家庭等或宏观或微观的领域，该分类通常以宪法中的规范内容为依据，探索宪法与相关领域的互动关系，有关部门宪法的研究属于对这种分类方式的运用。很多情况下，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运用宪法过程中并不会刻意区分是在何种领域适用宪法，宪法所发挥的功能也没有详细加以阐明。[38]同前注[36]，朱振书，第254页。
实证主义法学的分析自然受到其它法学流派的挑战。[41]丁知平：《制度权威：评价标准与建构路径》，载《岭南学刊》2021年第1期。
对宪法的理论思考也必然受到这种开放性的影响，正如制度法学的代表魏因贝格尔所指出的法律知识是一个既对法定的‘应当是这样进行‘规范-逻辑的分析，又承认这种‘应当是这样的社会学现实的问题。从权力类型角度看，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同时拥有修宪权、宪法解释权、立法权、合宪性判断权。
[57]《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2019年12月1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四次委员长会议通过）第22条：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依照法律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的对法规、司法解释的审查建议，由法制工作委员会接收、登记。[42]同前注[7], [德]迪特儿·格林书，第24页。
[47][美]B·盖伊·彼得斯：《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王向民、段红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2页。在合宪性判断的具体论证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不仅要遵循法律论证的一般逻辑，还需要补充宪法论证的特殊概念。现代社会结构复杂，社会分层明显。当宪法适用主体通过代议民主机制将宪法中的原则性规定具体化时，宪法是在国家的民主建设领域发挥制度化功能。
[21]《决定》中关于授权国务院制定具体办法的规定与立法法的规定不一致。宪法宣誓虽然是发生在政治空间的宪法仪式，但是却具有强烈的社会符号功能，它隐含着宪法的最高性以及某种意义上的神圣性，它不仅能加深宣誓者和公众对宪法的认知，而且会逐渐内生为社会成员的法治理念和行为模式，这正是宪法宣誓制度实施所追求的初衷和终极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为加强对英雄烈士的保护，根据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宪法序言精神，并与民法总则、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等规定相衔接，尊崇、铭记英雄烈士为国家、人民和民族作出的牺牲和贡献。这个案例也是收录进《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案例选编》中的两个法律审查案例之一。
通过宪法的制度化和通过宪法共识强化的制度权威都无法回避有效的宪法争议解决。[22]收容教育制度实行多年来，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净化社会风气……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